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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生论坛|“援道入医”过程中道士群体之作用浅探

“援道入医”过程中道士群体之作用浅探

刘理想

众所周知,宗教与医学的关系素来十分密切,在中国古代就有僧医、道医、儒医等之说。单以中医药学而言,不论是本土的道教,还是从印度传入的佛教,都曾对中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少的影响,其中尤以道教的影响为大。

在一般人的印象中,道士往往也通晓医术,所谓“十道九医”,此言不谬,晋·葛洪曰:“古之初为道者,莫不兼修医术,以救近祸焉。”明代医家缪希雍亦言:“顾念自昔仙人道士,靡不悉由药道以济群生。”中国医学史上的确有许多修道而兼通医术者,特别是在汉唐之间的数百年中,道医几乎成为了当时医学发展的重要力量,单不说《黄帝内经》众多内容有道家道教色彩,《神农本草经》更是表现出浓厚的仙道思想,如书中收入药物365味,以合周天365日;药分三品,上品药据称有延年登仙之效;其中多次提到“神仙”、“仙方”、“仙药”等。

中医学史上,为人所熟知的葛洪、陶弘景、鲍姑、雷敩、孙思邈、王冰、杨上善、庞安时、刘完素、韩、陶华、秦景明、傅青主等,有的直接即为道士身份,有的则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如,北宋医家庞安时号蕲水道人,南宋医家陈无择号鹤溪道人,明医家沈之问号无为道人,明医家韩号飞霞道人(又被明武宗赐号抱一守正真人),明医家秦景明号广野道人,明医家傅青主号朱衣道人,等等。

其他,如《太平圣惠方》的主要编写者王怀隐,《开宝本草》的主要编订者和唯一注释者马志,易于习诵、流传较广的脉学专著——《崔氏脉诀》的作者崔嘉彦,等等,都是道士出身,都直接在中医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除此之外,大量有关道医的内容也在中医书籍中若隐若现,层出不穷,千百年来一直对中医药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。历代医家在临证医病以及著书立说的过程中,也以积极的心态进行着“援道入医”的实践,或引以道教养生思想,或引以道教服食丹药,或引以道教导引按跷,或引以道教思想阐述医理,使道医在中医学中的播散与传授(教育)得以长久延续。

在古医籍中,道士这个群体,常被作为中医药学“援道入医”的重要媒介,发挥着传播道医、惠泽于中医的作用。其作用途径主要有以下四种方式:

1.授书传方

南朝宋时期医家徐熙得《扁鹊镜经》,即来自一名道士的授书,《古今医统大全·历世圣贤名医姓氏》载:“ 徐熙,字仲融,东海人,性好黄老,隐太望山,有道士过之,求饮,因留一葫芦遗之曰:君习之,子孙当以道救世,位至二千石。熙开视,乃《扁鹊镜经》一卷,因精心学之,名振海内。”

南宋孝宗时医家吴源,“字德信,新安休阳人。宋孝宗时,以诗文医学著名。遇道人,传以金匮玉函之秘,尤能起死回生,人称其神医。后征为翰林医官。 ”(《古今医统大全·历世圣贤名医姓氏》)

清·陈士铎《本草新编》论述白芨的功效时说:“况白芨又不止治胃中之血,凡有空隙,皆能补塞。乌可徒借外治,而不亟用以内治乎。”在论述白芨能“填补肺中之损”时,并引述一个故事:闻昔年有贼犯受伤,曾服白芨得愈,后贼被杀,开其胸膛,见白芨填塞于所伤之处,果有之乎?此前人已验之方也,何必再疑。白芨实能走肺,填塞于所伤之外。但所言只用一味服之,此则失传之误也。予见野史载此,则又不如此,史言受刑时,自云:我服白芨散五年,得以再生,不意又死于此。人问其方,贼曰:我遇云游道士,自称越人,传我一方:白芨一斤、人参一两、麦冬半斤,教我研末,每日饥服三钱,吐血症全愈。然曾诫我云:我救汝命,汝宜改过,否则,必死于刑,不意今死于此,悔不听道士之言也。我传方于世,庶不没道士之恩也。(《本草新编·卷之四·白芨》)

其他治病方,如服椒法,“川人宋监丞得之于青城山九十岁道人杨梅卿传。”(《是斋百一选方·卷之四》)

干咯散,“治嗽干咯散,李松传于一被囚道人,屡以取效。”(《是斋百一选方·卷之五》)

治喘并痰嗽方,“白矾(飞过,研),五味子(为细末),上每服各抄一钱,以生猪肝火上炙热,蘸药,食后临卧服。汉阳公库兵黄六者,旧苦此病,百药不效,于岳阳路上遇一道人传此方,两服病不复作。”(《是斋百一选方·卷之五》)

2.医道传授

宋·张杲《医说》载:“郝翁者,名允,博陵人。少代其兄长征河朔,不堪其役,遁去。月夜行山间,惫甚,憩一树下,忽有大羽禽飞止其上,熟视之,一黄衣道士也。允拜手乞怜,道士曰:汝郝允乎?因授以医术,晚迁郑圃,世以神医名之。”

《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·医术名流传》引《明外史》本传称凌云曾拜一道士为师学习针灸术,“凌云,字汉章,归安人。为诸生,弃去,北游泰山古庙前,有病人气息垂绝,云嗟叹久之。一道人忽问曰:汝欲生之乎?曰:然。道人针其左股,立苏。语云曰:此人毒气内侵,非死也,毒散自生耳。因授以针,云拜授之。为人治疾无不效。”

《友渔斋医话》载:“宣和中,一兵偶为车伤,蹩不能行。遇一道人,敷以少药,步履如初。兵大感激,遍游天下,访求其人,少致谢悃。一日复遇诸途,哭泣拜谢。道人曰:吾施恩于人多矣,谁如子者?授以秘诀,兵遂得道。”

3.行医疗病

《医方考·卷六》记载雷丸的轶事:“陈正敏<遁斋闲览>云:杨勔,中年得异疾,每发言应答,腹中有小虫效之,数年间,其声浸大。有道士见而惊曰:此应声虫也,久不治,延及妻子,宜读<本草>,遇虫不应者,当取服之。勔如言,读至雷丸,虫忽无声,乃顿服数粒,遂愈。”

唐·王伯彦,“荆州人,为道士,善医,尤精诊候,知生死。一公子暴病,诸医不识,延伯彦诊之,良久曰:无疾。煮散数味,入口而愈。或问其状,伯彦曰:中无腮鲤鱼毒耳,子因食脍而得。或者不信,乃以脍与左右食之,其病悉同,医者莫不惊服。”(《古今医统大全·历世圣贤名医姓氏》)

4.著书留世

唐代道士李含光,“先生姓李氏,讳含光,广陵江都人,本姓弘,以孝敬皇帝庙讳改焉。羁丱好静处,诵习坟典。年十八,志求道妙,遂师事同邑囗先生游艺,敏年神龙。初以清行度为道士,以大历己酉岁冬十一月十四日遁化于茅山紫阳之别室。春秋八十有七。先生识真淳业行高古,道穷情性之本,学冠天人之际。又博览群言,长于著撰,尝以本草之书精明药物,事关性命,难用因循,著<(本草)音义>两卷。”(《中国医籍考·卷十·本草》)

清·乾隆年间名医陈复正(陈飞霞)原罗浮山道士,“君少慕冲举,学道罗浮,龙虎功纯,洞然有得于性命之际,乃瓢笠云游,借医药以济世。”(《幼幼集成·序》) 其行医擅长幼科,业医数十载,乃取前人之精华,结合自己治儿临证所得,著《幼幼集成》一书。

总而言之,在“援道入医”的过程中,借助道士群体这个媒介,许多道医中的内容为世人所知,成为中医学的一部分,完成了华丽转身的过程。道教重生、贵生的生命哲学观对中医学有着深层次的影响,道医中的具体医学创造和养生成果也为历代医家所重视、汲取,丰富了中医药学的宝库,极大地推动了中医药学的发展。

余论:我们知道,道教是一种宗教,道教医学带上某些宗教神学因素,带有宗教性和人神交通的巫术倾向,乃是自然之事。道教医学中的核心部分仙药、本草、医方、针灸等,大致范围相当于世俗的中医学和中药学,本属一般正常医疗方法,但出自道士道家之手,便使人产生几分神秘感。道教医学中间层部分如导引、按摩、气功、辟谷、房中、存思、饮食疗养及起居禁忌等,及外围层部分如符水、药签、祝由、祭祀、斋醮等调整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的治疗方法,特别是后者具有强烈的宗教特征,本有浓厚的神秘色采,加上道教神学因素,就更令人觉得玄之又玄,神妙莫测。神秘的东西,本来难以取信于人,但道教医疗的显著疗效,又令人于神秘中信服。因此,在中医古籍中,历代医家也乐于将某种中药功效的发现、某医方的使用、甚至于某医书的著作权而归之于道教中人,以起到令人信服、广而传播的目的。

然而,随着时代的发展,随着后世道教的衰落和世俗化,医书中的道教神秘色彩亦逐渐为人所质疑、诟病。

如,明代新安医家孙一奎曾告诉友人说:“少游栝苍,遇一道士,与谈数日,两相欢也。因授异方一编,是时以少年喜游间,仅录其半还之,今悔恨无及矣。”(《孙氏医案·赠太医孙君东宿序》)但友人对此并不以为然,他说:“与卢医之遇长桑君,不相类哉!虽然孙君之心务生人,即不道士遇,其术固且良矣。”言下之意,孙氏全心全意为人治病,即使不遇到道士授“异方”,医术也是很好的,不必神乎其技。

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(别号守真子,自号通玄处士)在《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·自序》中说:“余二十有五,志在《内经》,日夜不辍,殆至六旬。得遇天人,授饮美酒,若橡斗许,面赤若醉,一醒之后,目至心灵,大有开悟,衍其功疗,左右逢源,百发百中。”其弟子马宗素在《新刊图解素问要旨论·马序》则说:“今有刘守真先生者,曾遇陈先生,服仙酒醉觉,得悟《素问》玄机,如越人遇长桑君,饮上泉水,隔腹观病之说也。”似乎亦不以为然。

对于刘氏这种自我神化、故甚其辞的言行,晚于刘近七百年的清代医家李冠仙在《知医必辨》 则毫不客气地予以驳斥:“刘完素医道虽高,未免有术,如自称尝梦二道士,饮似仙酒,醒时犹有酒味,从此医理精通。此不过欲仿扁鹊遇长桑君故事,自炫以动人耳目。不然完素自病伤寒,八日不食,不能自治,反需张洁古救之,何仙传能救人而不能自救耶?足见行道而兼行术矣。”刘氏自己曾病伤寒,“八日不食,不能自治,”而最后被同时代名医张元素给治愈。在此,李冠仙发问,如果真是仙人传授异术能救别人,怎么不能救治自己呢?

清代名医、温病学家叶天士,悬壶于世,诊疾能深明病源,立方不拘成法,投药每有奇效,治疗之术常多变通,故一时名满天下,为众医之冠。《清史稿·叶桂薛雪吴瑭章楠王士雄传》言叶天士:“当时名满天下,传闻附会,往往涉于荒诞,不具录。”这“不具录”的事情中,大概就包括当时民间轰传的“天医星下凡”。其实这事当中有诸多猫腻,或许就是叶天士本人搞的噱头。清·梁章钜在笔记《浪迹丛谈》中对此有所披露:“世称天士为天医星,亦非真有确据。相传江西张真入过吴中,遘疾几殆,服叶天士方得苏,甚德之,而筹所以厚报。天士密语之曰,‘公果厚我,不必以财物相加,惟于某日某时过万年桥,稍一停舆。谓让桥下天医星过去。’真人许之,而是日是时天土小舟适从桥下过去,城内外遂喧传天士为天医星矣。”

近代吴县学者陆膺一在《香岩径》中亦对此做过评价:“或曰有星家推算先生干支生命,一生有天医星入宫,或曰张天师莅苏,肩舆过万年桥,方拾级而登,遽命舆夫停步,逾刻乃行,人问其故,曰:天医星适由桥下过,故避之。侦视,乃叶先生舟也。其名之啧啧于人口如此。比余中学毕业后,随家君习医数年,觉先生医术之所以称神固自有在,初非乡里所传播称道者。”

对于古代医书中的种种神秘色彩、神道设教的行述,民国中医教育家、医史学家谢观可谓是深恶痛绝,他在《中国医学源流论·医家考订学》中说:“医家著书,每喜侈谈神怪,如窦材《扁鹊心书》,则以为上天所畀;张景岳《全书》,则以为游东藩之野而遇异人;陈远公《石室秘录》,乃竟托之雷公、岐伯,前人已言之矣。……又如齐秉慧之《齐氏医书》四种,本非一无足取,而必谓学医之始,出于衡山仙鹅洞道士之命,十八日内种痘方,亦必托之黄进士得之仙传,诚不知其是何用意。夫此等浅说,亦足惑人。此巫风之所以盛行欤,乃近日通都大邑及江南人士方且好学扶乩之术,流俗以士大夫之言之也,亦翕然信之,遂有借其术为人治病以牟利者,诚可叹诧。”

古代医书中的类似道教神秘色彩的内容,是当时社会环境影响所致,难脱时代窠臼,是中医学“援道入医”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这类神秘色彩的东西在中医书籍中越来越被淡化,道教医学中的本草、医方、针灸等核心部分也常被不露痕迹地移植入中医药学内,成为中医药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而其既往道医本身的事实则常被世人所忽略。按某学者之说,中医学发展经历道医、儒医、术医三个阶段,特别是术医阶段,整个中医学的研究方向、发展趋势逐渐“西化”,背道求术,弃道崇术是其特点。如果借用《三国演义》曹孟德评龙之语,以道医喻作龙,当中医学处于道医、儒医发展阶段,道医即中医,其大可“兴云吐雾”、“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”;在术医阶段,道医对中医来说,“隐介藏形”、“潜伏于波涛之内”,隐身遁形,常人难识。此喻或许不妥,但多少应该反映道医与当前中医学尴尬的现实关系。


(刘理想,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,100700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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