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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器兼备:什么才是“道教之真精神”?

来源: 2018-11-23 17:42:20


“道教之真精神”这一说法是陈寅恪先生在为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所撰写的审查报告中所提出的。他首先说:“六朝以后之道教,包罗至广,演变至繁,不似儒教之偏重政治社会制度,故思想上容易融贯吸收。凡新儒家之学说,几无不有道教,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······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,乃道教之真精神,新儒家之旧途径,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。”
 


 

所谓“道教之真精神”就是道教的“包容开放,兼收并蓄”:一方面道教能够尽量吸收外来之文化、外来之思想学说,另一个方面又能立足于本来民族之地位,两者相反相成。

 

所谓“新儒家的旧途径”,是指宋代新儒家学派能够继承道教的真精神,或以道教为先导,对于其他学术流派或外来之学进行融会吸收,完成了中国文化的大改造。
 


陈先生说,如果只照搬外国之文化,实行“拿来主义”,则结局如同印度传来的“唯识学”。外来文化要么适应中国之文化,要么就只能绝迹于中国。

 

在道教的思想体系中,“三清”的混沌创世、《参同契》的易象炼丹、《抱朴子》的成仙飞升,无不显示出道教对世界的想象,故而道教对新事物和新想法更具有包容的特点。这种特点跟道教的“谈玄论道”的传统有关。“玄之又玄,众妙之门”,中国古代的“哲学”其实就是“玄学”,但我们绝对不要轻视“玄学”大而无用的遐想。

 

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《逻辑学》第一版序言中曾说:“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—就像一座庙,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,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”。庄子也说“无用之用”方有大用。道教的玄学则是中国文化中较有形而上学气质的学问,代表了中国思想的“核心”。如果能了解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、阴阳五行、有无之辨、体用之道、心性工夫,就能抓住中国哲学的“神”。

 

《系辞》中说:“形而上者谓之道。”从老子提出的“道”,到魏晋玄学的“有无之辨”,再到隋唐“重玄学”,无一不带有重思辨、形而上的色彩,彰显了道教学问的超越性和终极性追求。

 
 

道教又不仅仅限于形而上的“道,更兼有“形而下”的“器术”。道教相对佛教来说,道教要多注意人与物的关系,其论多与人情日用相关,是为人情之宗教,故较易为人接受。在宗教神学方面,道教具有纷繁复杂的神灵体系、精致讲究的斋醮仪式;在养生医学方面,具有服气、食饵、房中、导引等方术;在预知人事方面,有天文历法,星象占卜、风水奇门、雷法画符等道术;在成仙得道方面,则有尸解飞升、内丹修炼、积功累德等途径。因此,道教涉及和影响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,也对古代的医药科技等贡献颇多。

 

在社会层面来说,儒家偏重政治社会制度,重伦常而轻个体,重经论而轻器术,相对于思想文化的整体而言,具有严重的缺陷。佛教则倾向于背弃伦常,厌世出世,脱离现实生活,当然也不可能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变革。

 

道教提倡“助国安民,济世度人”,积极参与社会秩序的构建。最重要的是道教能够对世俗政治提出“批判性”的意见,不断补充新的观点,适当地纠正其不足,使民族文化在构成要素上,处于相对合理完善的地步。这正在于道教始终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,从而使自己不脱离现实生活又具有超越现实的价值关怀。
 


纵观道教发展史,道教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海纳百川、兼容并包、吸收融合、革故鼎新的动态过程。殷商的鬼神崇拜、战国时期的方仙道、汉时的黄老之道、魏晋时期的佛学般若等都是构成道教的主要元素,而道教又对之综合发展,并非这些元素的简单相加。


在现代化的过程中,道教也需要“随方设教”,持续不断地吸收和容纳现代西方的哲学思想、政治观念、科学技术,同时又要继承传统、包容并蓄、开放自由、海纳百川。在继续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,道教也要不断吸收外来先进之文化,与时俱进,方能彰显其“真精神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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